五金近期，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十四五”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规划》，规划的提出显然对未来我国国土的进一步均衡、科学的开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就城市而言，本次规划的最大赢家莫过于徐州、洛阳、襄阳和长治这四个内陆普通地级市。因为规划中明确提出支持以上四市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要知道，我国的普通地级市有数百个之多，将这四个城市单独列出来，称之为“百里挑一”也不为过。虽然像襄阳、洛阳都早已是所在省确立的省域副中心，但是由国家明确提出却是首次，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那么国家为何会选中这四个城市？
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内陆这四个城市将被重点发展为什么会是它们它们有何共同点？，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楚的是，国家在当前明确提出建设省域副中心的背景是什么？笔者认为这是顺应我国当前经济地理格局演变趋势的必然举措。从改革开放到如今，我国率先重点发展的是外贸经济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区，后来是沿江、沿京广线、沿陇海线等外贸区位条件次之的内陆省会城市。由此也就形成了如今中国经理地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当前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有日益严峻的下行之势，以外贸驱动式的发展显然已经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做大内部市场，构建内循环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然而如何扩大内需？大力发展老少边穷地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便是正解，这一点也是我国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基本要求。所以国家在此时出台关于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规划完全就是顺势而为。而要发展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必须要有一些抓手，或者说需要培养一些新的增长极，以带动这些落后地区的整体发展。虽然当前的北上广深、宁杭汉蓉等增长极已经足够强大，但它们对于这些较为偏远的边穷地区的辐射带动也确实是鞭长莫及。以湖北省为例，武汉确实是实力强大的新一线城市，然而它偏居于鄂东，对于鄂东整体的带动能力自不必说。但是广阔的鄂西地区经济却长期相对滞后，离武汉又太远，所以鄂西地区就急需培育新的强大增长极来带动自身发展。类似地，还有豫南、湘西等地区情况基本也都是如此，所以这些边穷地区都有培育省域副中心的客观需要。
首先当然是经济实力的因素，毕竟要担当带动一方的重任，没有自身过硬的实力是不行的。先看徐州，其GDP在2020年时已经超过7000多亿，是苏北地区首屈一指的实力之城，在内陆的普通地级市中更是名列前茅；洛阳、襄阳和长治，则均是所在省的“二当家”，也全都是实力派。特别是洛阳和襄阳，还是广大中西部经济最强大的两大普通地级市。
还有就是地理位置的因素。上文已经提到，省域副中心的建设是带动边穷地区发展的需要。所以这几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往往必需地处所在省的欠发达地带、且是边缘地带。只有处于这样的位置，这些副中心才能起到带动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成为独当一面、辐射一方的强大增长极。从这点来看，四城基本上都属于这类城市。
先说徐州，其所在的江苏历来是南富北贫，而徐州又是苏北的老大，那么带动苏北的重任自然就非徐州莫属了。从更广的区域来看，徐州地处苏皖豫鲁四省毗邻的淮海平原，这个片区可以说是四省不发达地区的地理组合。所以徐州的做大做强对于整个淮海地区经济的提升，都具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而地处河南西部的洛阳对于豫西的发展的重要性自然也毋庸置疑，不必赘述。再看襄阳，地处鄂西北、豫西南及陕东南这个连片落后地区，这个地区无论离武汉、郑州还是西安都相距甚远，而襄阳作为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其城市能级的进一步提升对于这一地区经济面貌的改变自然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看长治，长治位于晋东南，毗邻河北和河南，这个连片区域人口虽然很多，但整体的经济面貌却还是较为落后的，所以长治的经济崛起自然也就能够有力地带动这一地区的发展。
第三，四座城市均拥有十分突出的区位优势，具有成长为新的强大增长极的潜质。国家要确定一个省域副中心带动区域发展，这个城市还需要具备较为突出的区位优势。因为区位优势是城市具有良好成长性或者说是城市潜力的体现。一个区位优势不突出的城市，就很难吸引到各类经济要素的聚集，就算是国家再怎么扶持也很难成为带动一方的增长极。而国家所钦点的这四个城市，无一例外都是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的城市。
先看徐州，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南来北往、东连西通的交通要冲，是著名的“五省通衢”之地。在普铁时代更是陇海线和京沪线两大动脉的交汇点，是少有的、全国性的“十字路口”。如今的高铁时代，京沪高铁、郑徐高铁等又在此汇集，即将形成新的“米字形”高铁枢纽，再加上京杭运河的水运之利，徐州在北方内陆地区的交通区位确实是十分突出，可以说是连结我国长三角、京津冀、中原、胶东四大经济区的交通中枢。
再看洛阳，洛阳自古居天下之中，有中都之称，是我国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也是我国古代主要陆地交通线的汇集点。到了近现代，虽然郑州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洛阳的交通地位，但洛阳依然是全国主要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因为它处于陇海线与焦柳线交汇的十字路口。如今包括多条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又在此汇集，洛阳在交通方面的区位优势依然十分突出。
襄阳，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地，可见在历史上它就是一个连南接北的交通要津，并享有“七省通衢”之誉。而现如今，襄阳的交通区位优势已更为突出。除了是汉丹线和焦柳线这两条普铁线路的交汇点之外，即将开通的西武高铁和郑渝高铁也将在此汇集，襄阳从此将成为联络武汉、郑州、西安和重庆这四大“国中”城市的中枢之地这样突出的区位优势在内陆普通城市中是很少见的。另外，襄阳还拥有着汉江的水运优势，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物资交流向来也十分便利。
再看长治，自古以来长治都是山西省东南部的交通枢纽，是太原、洛阳、郑州、邯郸等重要城市之间的连结点。如今，通过太焦铁路、长邯铁路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长治与周边大中城市的交通联系也愈加便捷。无论是向南与中原城市群的融合、还是向东与山东城市群的融合，都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当然，除了以上三大因素外，优先选取这四个城市建设省域副中心，显然还有国家对于平衡区域发展、改变区域格局的考量。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被国家钦定的城市均与河南省有关。洛阳作为河南名城自不必说，而徐州、襄阳和长治则分居于河南省周边的东、南、北三侧，加上西边的洛阳，几乎就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四星拱卫的格局。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当然不是，毕竟这是国家出台的规划不是出自河南省，但规划的重点却又几乎围绕着河南这一个省。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国家当前对于河南省发展的高度重视，说明了河南及其周边经济的崛起对于未来国家整体经济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河南及周边地区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这里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所在。虽然近代以来这里的经济发展已明显落后于东南沿海，但这里仍然是中国人口最稠密、最集中的地区。要知道，包括河南及周边省份的临近区域，人口至少能达到1.5亿以上。所以无论是从文化，还是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都不能把河南、把中原这个中华民族最初的根脉之地给落下。更何况现如今我国南北经济差距呈现出日益扩大的严峻现实，国家大力支持包括河南在内的北方地区的发展已经刻不容缓。在北方的主要经济区中，京津冀实力最强、基础最好，只要积极协同发展，继续保持强势问题不大；东北和西北因为地理和人口劣势，要真正实现大的跨越式发展又尚需时日。在此情形之下，人口众多、且居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自然就会成为国家当前支持北方发展的重点所在。
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却是，中原地区当前只有郑州这一个国家中心城市，而其经济实力在现今九个国中城市中又还十分薄弱。如此以来，继续做强郑州的同时，着力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极来带动这个拥有1.5亿人口地区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由此，这个以郑州为核心，四星拱卫的大中原城市空间分布格局也就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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