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1946年12月，刘双恩加入中国党，1947年10月，任(闽中)厦门工委。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转香港工作，筹组海轮运送大量物资和大批人士到北方解放区港口，并参与策划指导了海辽轮、招商局、“两航”等起义，完成了组织上交予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刘双恩调北京工作，为新中国远洋、外贸运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得到了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党共商建国大计。当时，聚集在香港的人士北上只有乘坐海轮一途。由于香港与东北解放区存在海上贸易关系，组织上决定把护送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给香港华润公司。
此前，香港华润公司曾租用苏联籍、挪威籍船舶，分四批次完成了350多位著名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的秘密转移。在此期间，租船工作主要由王兆勋负责，熟悉华北航道的刘双恩则以普通海员身份协助外籍船长航行。北上人士不断增加引起了特务的注意，随着形势日益严峻，香港华润公司决定启用自己的船舶转移人员。经报中央批准，香港华润公司成立一家名为“华夏企业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开始了自营远洋船队的尝试。经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推荐，刘双恩的组织关系转到香港华润公司，担任副经理，参与筹备和组织海外运输公司和船队的工作。
在刘双恩主持下，华夏公司依靠组织上提供的资金，购买了一艘3500吨英国二手轮船，并委托船厂改造成“客货轮”。与此同时，刘双恩秘密往返于上海、福建、香港之间，招聘航海人才。由于他曾经担任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的教官，并领导过，颇有人脉，不久就邀请到思想进步、航海知识丰富的34名航海专业人士（其中16名为地下党员）加入华夏公司，其中包括集美高水的校长、持有甲级船长证书的刘松志（党员）。1949年4月底，购置的轮船改造完成，取名“东方”号，由刘双恩担任第一任船长。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该船挂巴拿马国旗。5月，“东方”轮办理好各种手续后正式运营，“东方”轮的首航，恰逢第五批人士北上。航行期间，刘双恩不断调整船速，利用夜幕的掩护，“东方”轮全船熄灯，全速前进，所有人一夜无眠，连厨工都被派去瞭望，在拂晓时分船舶终于安全通过海峡，突破了最危险的封锁区。数日后，船抵大连港，顺利完成了护送人士的任务。此后，“东方”轮继续执行护送在香港的人士和党员干部北上前往解放区的任务，为保证新政协的如期召开作出了贡献。
“东方”轮不断往返于香港和大连、天津港，把解放区的农产品运往香港销售，并将香港采购到的原材料，支前物资如：药品、渡江战役急需的救生圈等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还向刚刚解放的海南岛送去5万吨泰国进口大米，保证了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在香港工委和华润公司的领导下，刘双恩在香港广泛与海员联系，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他们参加。1945年刘双恩在重庆海关测量船上结识了方枕流，多次送他进步书籍。1948年，方枕流已经是海辽轮的船长，刘双恩经常与他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有一次曾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表示愿意。1949年5月，海辽轮航行到上海，招商局通知全体船员准备去，“何去何从对方枕流来说已迫在眉睫”。6月，海辽轮运货到香港，刘双恩与方枕流彻夜长谈，方枕流遂决定起义，还和刘双恩探讨了直接驾船驶往大连解放区的计划。第二天，刘双恩又与方枕流会面，具体研究了电报密码、大连港口的呼号波长、航海线路。随后，方枕流马上赶回广州，召集海辽轮上的十几位骨干船员开会，做好了起义的组织准备。刘双恩向领导汇报了海辽轮起义的准备情况，又和王兆勋出面在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刘双恩又在尖沙咀码头附近看着海辽轮驶出码头，并用手电筒打灯语话别，祝他们“航途平安”。1949年9月中旬，海辽轮成功起义，安全抵达大连。
海辽轮起义后，香港海运界力量迅速发展，不久，“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及其所属的40余架飞机、4000余员工通电起义；停泊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和锚地的“海康”轮等13艘轮船同时拉响了汽笛，700多名船员宣布起义。在这些起义酝酿过程中，刘双恩均有参与。他曾将方枕流的亲笔信交给“两航”和招商局负责人士，对动员起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华夏公司初创时期，使用党的经费购买“东方”轮和“奥弥陀”轮，以后则是“掌握行业规律，灵活运作资本，以船养船，滚动发展”。由于刘双恩等人的努力，华夏公司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司已建成包括“港星”“碧蓝普”“梦狄莎”“梦狄娜”“莫瑞拉”号在内的7艘轮船船队（后4艘为万吨轮船），迅速打入国际航运市场，其航运足迹已经遍布亚洲、欧洲和美洲。在刘双恩带领下，华夏公司成员虚心向专家学习，很快掌握业务技能，并精通多国外语刘双恩：新中国海运事业的先驱者。1950年3月起，刘双恩又兼任新国兰船务公司经理，仍属华润公司。其间，刘双恩等曾想方设法购买各国的旧舰艇，拆卸发动机、零件回国，用于组装人民海军的战舰。这些战舰在解放万山群岛和海南岛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派舰队进入海峡，封锁中国沿海，还联合一些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对华禁运”。为粉碎海上封锁、禁运，刘双恩等人领导华夏公司在多条战线上开展了不屈的斗争。刘双恩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和社会主义国家合资创办海运公司”的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51年10月，中国波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率先成立，华夏公司所属的3艘万吨级轮船作为中方的投资转入合资公司，悬挂波兰国旗，由波兰人担任船长，船员基本上由华夏公司的干部担任。为此，公司所属船名也进行了相应改动。中波公司的经营很快取得了成功。此外，华夏公司还开办了租船业务，其中包括租用英国的“东风”号和“西风”号等货轮进行海上运输。通过这些办法，华夏公司积极团结海外运输界的同仁，一步步打开缺口，为祖国成功运回了很多紧缺的战略物资。
在反帝国主义禁运的斗争中，刘双恩还敏锐地注意到，当时我国海轮使用的珠江大铲航道有两个致命缺点：第一是吃水只有13呎，不能进出大型船只，还受潮汐影响，滞港时间延长，浪费外汇；第二是沿珠江东岸行驶，驶出大铲岛即进入香港海域，一旦英国政府追随美国，港英当局就会封锁香港水域。为此，刘双恩等人在呈请组织批准后，派刘辛南乘船多次进行实地勘察，并积极搜集了相关数据，最后发现了一条新的航道（垃圾尾航道），这条航道吃水28呎。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广州港务局组织力量清除水雷和障碍物，建立航行标志，于1950年冬季启用。1951年5月，英国政府追随美国，实施所谓“对华战略总禁运”，航道的作用立即显现出来，在粉碎“禁运”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刘双恩鉴于湛江港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可以建设为中国西南、华南地区货物水运进出口的主要通道。于是派刘辛南等前往勘察，对湛江港周边的水文特征、区域环境、气候条件等数据进行了搜集整理，并把“建议开发湛江港”的请示上报。1953年，政务院决定在湛江建设一个新的商港并同时兴建黎湛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