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根据住建部等部门印发的通知，今年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5月1日，北京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行，标志着垃圾分类“强制时代”更进一步。
当前，各地垃圾分类标准不甚相同，每换一个城市就要重新面对“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是否需要统一标准？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部门太多，如何提高管理效率？起步较晚的农村地区如何跟上垃圾分类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入住的客房，办公桌上摆放了一本《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受访者供图
5月20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卜寨村村委会主任刘卫昌抵达北京驻地丰大国际大酒店。他发现客房内的垃圾桶与往年不一样了，办公桌下放置了一个 “可回收物”垃圾桶，卫生间内摆放了一个“其他垃圾”桶。
由于和老家垃圾分类方式不同，刘卫昌正感困惑，就看到桌子上有一本《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具体介绍了北京实施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分类方法，并在每种分类中列举了常见的垃圾。
酒店工作人员介绍，酒店设置了四类垃圾投放设施，根据客人产生垃圾的情况，目前每个客房主要设置了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两类垃圾桶。餐厅剩余的食物残渣、纸巾等也需分类投放。
北京会议中心驻地也在客房内设置了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桶，为了客人产生的少量厨余垃圾，客房内的桌子上还放了一个透明盒子。
工作人员介绍，为减少食材浪费，减量厨余垃圾，餐饮部厨师们还将从前被丢弃的西兰花根、姜皮、芹菜叶等食材边角料进行二次加工，制作成特色小食，很受客人欢迎。
《北京市宾馆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用品目录》5月1日起施行，要求北京市的宾馆不得主动提供“六小件”一次性用品，包括：牙刷、梳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记者了解到，这项措施也已经在驻地推行。
全国加速推进垃圾分类，一些难题逐渐浮现。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认为，在当前信息量大、交互沟通强的互联网时代，各地垃圾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标志、标识，容易使居民对垃圾分类标准产生困惑。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产业转移、人流迁徙，国内跨省人口流动量不断增大，垃圾分类标准及标志标识不统一，不利于居民培养固定的垃圾分类习惯，也将影响相关单位、机构和企业完整的收购、运输、销售、加工，以及成品市场等垃圾再利用产业体系的形成，增加不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
今年，王济光带来了《关于建立垃圾分类全国统一标准的提案》。他建议，应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按照有利于居民“认得清、分得明”的原则，结合垃圾分类后续处理程序，将先行试点城市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上升为全国统一标准，确定通俗易懂的分类名称。统一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标示语、垃圾桶颜色与对应的垃圾类别规范、生活垃圾分类类别的外语译文规范，方便各地群众分类投放。
同时，确立垃圾分类全国统一标准权威性，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按照统一的类别、品种、标志、标识进行分类。相关部门和机构要严格按照全国统一的分类标志设立垃圾分类投放暂存场所、容器和收运处置。生产企业在相关商品的包装上要统一印制相应的分类投放标志。
在全国统一垃圾标准的基础上，推动官方垃圾分类科普平台建设，推出官方垃圾分类手机App及微信公众号，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
王济光还建议，将垃圾分类纳入国民教育大纲，按照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原则，与小学、中学相关学科内容相融合，并组织开展如垃圾分类知识竞赛、参观垃圾回收过程等教学活动，逐步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和习惯，在学习实践中内化为日常行为准则。
5月17日，北京东华门街道韶九社区锡拉胡同21号院，居民扫码开箱投放生活垃圾。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全国代表、江西财经大学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认为，我国缺乏一部综合性的垃圾分类法，对诸如分类标准、投放、清理、处置以及企业生产者责任与义务等问题进行具体规范。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回收管理法律体系，主要依托于其他法律法规实现，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此外，国内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部门较多，涉及、住建、环保、商务、发改、农业农村等领域政府部门，“政出多门，容易导致效率不佳、责任不清。”
李秀香建议，应尽快出台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垃圾分类的基本法、综合法及专项法，健全垃圾分类管理法律保障体系，明确垃圾分类综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等工作，提高垃圾分类实施效率。
此外，可运用大数据分析及区块链技术，建立垃圾分类的信息服务和管理平台，对垃圾分类处理过程、措施成效和社会成本等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价，并将垃圾分类与信用体系联系，让垃圾分类纳入信用惩戒框架。还可以适当建立智能化垃圾投放中心，减少或取消无效的路边垃圾投放点，避免高成本、低效率的垃圾分类模式。
与城市相比，农村垃圾分类进程相对滞后，难度也更大。今年，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卜寨村村委会主任刘卫昌带来了关于农村垃圾治理的相关建议。
过去一年，刘卫昌走访了126个村600多个农户，就农村垃圾处置问题进行调研。刘卫昌发现，多数农村居民没有养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缺乏生活垃圾的常识。有的村民为了投放方便，往往将生产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全部倒入公共垃圾桶，增加了后续处理难度。
农村财力相对薄弱，收集清运垃圾也有困难。刘卫昌说，农村人口相对于城市分布较为分散，生活垃圾收运距离是城市的数倍。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面投入较少，尚未建立专门的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及分类处理系统。
尽管部分地区已建立村级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化站点，通过堆肥、发酵等方式就地就近处理，但只在少数地区运行。由于资金投入不足，缺乏专业的分类处理设备，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集中收集阶段，将垃圾集中后进行填埋或转移到城郊进行处理。
当前农村垃圾治理还存在城市垃圾下乡、加重农村污染情况。一些小城市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局限，把垃圾向郊区、农村等地“转运”，有的跨县或跨乡镇偷排垃圾，造成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难度增加。
刘卫昌建议制定村规民约或环境卫生公约，引导农民树立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和卫生意识，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宣传，引导村民树立绿色生产生活观念。建立政府扶持、群众自筹、公司运营、社会参与的“乡村管理+公司运营”模式，政府要将农村生活垃圾规范化处置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拓宽筹资渠道。
可在每个村庄公共场所、每家每户配备垃圾分类装置，及时由保洁公司按照分类清运处理垃圾。“建议农村地区先按照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由简入繁。”刘卫昌说。
农村地区有大量用于储水的坑塘，往往成为垃圾重灾区。刘卫昌建议，要摸清坑塘数量，建议为所有坑塘编制档案，实行“一坑一证”“一坑一长”“一坑一策”管理机制，采取“人防+技防”管理垃圾。
去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20年，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去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个人垃圾分类责任并规定了处罚措施。这份号称“史上最严”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加速了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来临。随后，北京、广州、杭州、重庆、深圳等多个城市也将垃圾分类列入城市管理的首要位置，全国46城强制垃圾分类驶入“快车道”。
据住建部统计，截至去年11月15日，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中，30个城市已出台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6个城市将垃圾分类列入立法计划。2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已启动垃圾分类。到2019年底，4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覆盖率已经接近70%。
从头：通过学校教育学生、工作单位培训员工、社区宣传给老人讲解，覆盖各个年龄层，全家总动员学习、实行垃圾分类。到尾：不同的垃圾安排不同的垃圾车运走，依据垃圾分类的大类别设立部门，各个部门负责各自类别的垃圾的处理或再利用。期待全国人民人人做到垃圾分类的那一天～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往往是加大社会成本，当前垃圾主要是塑料塑料！加大塑料经营成本，用于废弃塑料回收，用于二次利用、发电。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城市与农村如何解题？问2020
